大约一个月后，华尔街将发布对2027年的展望。在你准备调仓之前，不妨先看看去年那些预测最后变成了什么。

当时的共识是，美联储会降息，借贷成本会变得更低。结果降息并未到来，借贷反而更贵了。如果你因为这一预测而推迟买房，如今同样一套中位数价格的房子，每月要多花314美元。若没人记录，这很容易被当成“又一个平平无奇的年份”一笔带过。

于是我给这些预测打了分：过去十年里，15家机构发布的135份预测——包括摩根士丹利、花旗、高盛、Teneo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按一套公开标准评分，并由第二位研究者逐条独立复核。结果只有16%的预测点中了最终真正推动市场的事件。只有三条判断说明了该事件会如何传导到投资组合，而这恰恰是投资者采取行动所需要的信息。就连银行通常最愿意给出的那个数字——年末标普500指数目标位——表现也比抛硬币好不到哪去：它们在2022年预期股市上涨，结果股市下跌19%；而在2023年又过于悲观，当年股市上涨24%。两次都错，而且方向相反。

每年12月，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地缘政治风险机构都会发布次年展望，试图为投资决策提供指引。没有概率，没有截止时间，也没有失败代价。上一年的版本一旦被新的版本取代，往往就消失了。“人工智能是风险。”“特朗普是风险。”这两句话也许都对，但它们都不是预测，只是主题。

未知的概率令人不适；任何看起来可以计算的东西都会带来安慰，即使它并不会提高准确性。展望报告出售的就是这种安慰。它为董事会提供一个决策框架，而这个决策在更多时候其实早已做出。文件存在的意义，是为它背书。

即便你从未读过这些展望，它们也可能影响你的储蓄。养老基金、捐赠基金和401(k)计划在这些报告摆在桌面上的情况下，动用着数万亿美元资金。当市场共识朝一个方向倾斜时，资金也会跟着倾斜。进入2023年时，多数大银行都预测会出现一场从未到来的衰退。创纪录规模的现金滞留在货币市场基金里，而股市却一路上涨。储户和退休者错过了这些涨幅，而预测者无需为此承担责任。

这种展望格式原本是为一个把政治风险主要视为新兴市场问题的世界设计的。如今，华盛顿宣布一项关税。东京发生一次政策转向。全球市场会在同一个下午重新定价。推动这些决策的激励也可能是隐蔽的。一位领导人可能会延长一场让本国陷入贫困的战争，因为结束战争会威胁到他的联盟、自由或财富。建立在该国经济利益之上的展望，就会错过真正驱动他的因素。

读到这里，你大概会想到那个预测对了的分析师。比如江雪琴，这位耶鲁毕业的讲师在网络上走红，原因是有人传播了他预测美伊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片段。这个判断确实存在。但它缺少分母。江雪琴做过数百次预测，其中大多数尚无定论，或者是错的。一次命中并不能证明什么。没有分母，它只是一个灯光打得很好的轶事。

金融界早就经历过类似的事。几十年来，投资者为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付费。后来有人开始记分。在截至2025年的15年里，十分之九的主动管理大盘股基金都跑输它们本该战胜的标普500指数。没人需要证明选股不可能；一个基准就足够了。如今，被动基金持有的美国基金资产已经超过主动基金，费用也随之下降。年初展望之所以一直逃过这种清算，是因为没人持续记分。现在有人这么做了，任何人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检验明年的展望。

记分并不意味着要求绝对确定。就在今年夏天世界杯开赛前，Opta模型列出了四支最有可能进入半决赛的球队：西班牙、法国、英格兰和阿根廷，结果这四支球队都做到了。该模型依据的是可观察数据：球员表现和过往结果。前锋可能罚丢点球，一张红牌也可能改变比赛。但如果你要下注，这些概率能让你权衡风险与回报。预测不必每次都对，才值得存在。

到了2027年，你会读到上千条新闻。一个有用的展望，会告诉你应该盯住哪些新闻，以及每条新闻会带来什么影响：如果发生这件事，你的资金会在这个日期前朝这个方向变化。在证据支持时，就给出一个数字。它没有“2027年的十大风险”那么讨喜，但更有用。当新闻开始汹涌而至时，你就知道该看什么，也不需要别人告诉你这意味着什么。

重点不是预测事件本身，而是捕捉会改变概率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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