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以小博大”，才会有人需要重新校准尺度？几十年来，我一直听到瑞典被称为“体量小”或“很拼”，通常还会和我们许多经济上的亮眼表现放在一起说。现在，是时候把我们放到更高的重量级了。

我们的成功，也给眼下充斥欧洲的悲观论调带来一剂强心针。关于欧洲的典型分析——低增长、流动性不足、官僚主义无穷无尽——并不适用于瑞典。我们的2026年经济增长预测是德国和法国这两个“重量级国家”的两倍多，而公共债务水平却只是它们的一小部分。我们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是欧盟第二大。去年，纳斯达克斯德哥尔摩吸引的IPO资金比任何其他欧洲交易所都多。瑞典初创公司预计将在2026年融资50亿美元，高于2025年的32亿美元，领跑者包括 vibe-coders 公司 Lovable（估值133亿美元）、身体扫描公司 Neko Health（估值70亿美元）以及AI律师公司 Legora（估值55.5亿美元）。

这并不是瑞典例外主义的新纪元，也不是转瞬即逝的高光时刻（尽管北欧的漫长冬季即将到来）。这批新创始人站在2000年代那些巨头的肩膀上，比如 Spotify、Klarna 和 Skype；而这些公司本身又从战后诞生的设计帝国 IKEA、H&M 和 Tetra Pak（牛奶纸盒的现代化改造者）那里汲取灵感。这样的传承甚至可以追溯得更远：我们甚至有一个专门形容19世纪末发明家创办企业的瑞典词——snilleföretag，意为“天才公司”。其中包括电信巨头爱立信；ASEA，如今已并入市值1800亿美元的ABB；以及阿特拉斯·科普柯，这家公司在成立150多年后，至今仍是瑞典最有价值的上市公司之一。

有人可能会把这看作不过是一段历史课。但实际上，这是一份已有150年历史、可重复复制的企业成功蓝图。当世界上某个地方出现一位一代难遇的创业者时，那可能只是巧合；但当一个只有1000万人口的国家代代都能不断孕育出这样的创业者时，这就意味着存在一套能够滋养卓越的条件。

第一项关键要素是对发明友好的环境。随着顶尖人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追捧、流动性也更强，瑞典创造了吸引并留住最优秀发明者的条件。我们是欧洲最后几个仍实行“教授特权”的主要国家之一，这一制度确保研究人员而非大学拥有其发明的知识产权。乌普萨拉大学一位教授的实验室已经孕育出约20家公司，其中包括 Olink；这家公司于2023年以31亿美元卖给了一家美国生命科学巨头。瑞典的人均专利申请量几乎超过所有其他欧洲国家，拥有全球130所顶尖大学中的4所，并被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评为全球第二具创新力的经济体。

另一个要素是耐心。尽管我们最新的科技宠儿因应用AI而频频登上头条，但瑞典同样拥有蓬勃发展的深科技、工业和生命科学产业。这些行业的成功往往以几十年而非几年为单位来构建。为此，瑞典将约3.6%的GDP用于研发（R&D），这一比例高于欧盟其他任何国家。

这有助于生态系统的各个阶段，从乌普萨拉一家衍生公司——它背后是 Leqembi，这是一种最早能够减缓阿尔茨海默病进展的药物之一——到英瑞制药公司阿斯利康，其最大工厂位于 Södertälje。以上这些都体现了瑞典人如何喜欢解决难题。随着AI逐渐商品化，解决这类棘手的现实问题将获得更高价值。

第三个关键要素是体面文化。瑞典以慷慨的社会安全网而闻名，人们有时会错误地把它与“社会主义”混为一谈。来自国家的这种支持让失败变得可以接受。一名瑞典工程师离开稳定工作去创办公司，当然是在押上自己的职业生涯，但并不是在押上家人的医疗保障。

一种集体体面感也会形成正向循环。成功的瑞典人会觉得有责任把资本再投入生态系统，支持下一代公司。比如，Klarna联合创始人尼克拉斯·阿达尔伯特用自己的财富创立了影响力投资机构 Norrsken；H&M董事长、创始人之孙卡尔-约翰·佩尔松也经常支持瑞典初创公司。

瑞典无疑是欧洲最具投资价值的创新经济体。我们有150年的发明家传承可供效仿，有一个偏爱有好点子的社会，有一种无论需要多久都要解决当代重大挑战的意愿，还有一个会接住跌倒者的国家。是时候再检查一次尺度了，因为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击倒”之后，我们的国家已经配得上进入重量级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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