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有35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到2024年，这意味着一个四口之家要靠每年大约3.2万美元艰难度日。但这一数字并未完全反映经济困境的广度。如果把定义扩大到收入不超过贫困线两倍的家庭，也就是四口之家年收入约6.4万美元，那么难以负担住房、托儿、医疗和食品杂货等基本开支的美国人数就会超过1亿。这几乎占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在全美各地，许多卓越的非营利组织正在为这类问题开发解决方案。然而，现实往往是，一个在某个社区改变了许多人生活的项目，始终无法进入另外数百个同样能从中受益的社区。相反，慈善捐助者会资助新的倡议和试点项目，有时却没有意识到，某种经过验证的解决方案其实已经存在。
问题在于，慈善事业的组织方式，主要是围绕支持本地组织，而不是帮助成功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扩张。实际上，这不该是二选一，而应该两者兼顾。
我在风险投资行业工作了26年，包括担任 General Catalyst Partners 联合创始人兼前联席管理合伙人，以及 Sigma Prime Ventures 联席管理合伙人。风险投资的核心，是相信重大问题需要重大解决方案。当数以百万计的客户有共同需求时，我们会建立能够大规模满足这种需求的公司。
以 Airbnb 为例。这家公司起步于旧金山，证明其商业模式可行后，吸引投资进入新市场扩张。随着规模扩大，它创造了更多收入，估值上升，并吸引了更多资本。
成功企业就是这样扩张的：增长带来更多收入，更多收入吸引更多投资，更多投资再推动进一步增长。
但在非营利部门，这样的经济引擎并不存在。非营利组织必须筹集足够资金来维持运营，但很少能产生额外收入，为快速扩张提供资金。与企业不同，它们也没有投资者愿意为了未来利润预期而为增长埋单。
我对此有切身体会。在牛津求学期间，我创办了 Kids Enjoy Exercise Now（KEEN），为残障儿童提供休闲活动机会。后来，我又在波士顿联合创办了 Steppingstone Foundation，以扩大服务不足学生群体的教育机会。
这两个组织原本都有潜力服务更多社区，但扩张异常困难。每进入一座新城市，几乎都意味着从零开始：寻找本地资助方、建立关系、落实运营所需资源。尽管本可以服务更多地方，KEEN 最终只进入了美国8座城市，Steppingstone 则进入了3座。
问题不在于缺乏雄心，也不在于缺乏需求。与一家成功企业不同，我们无法依靠一座城市产生的收入，去支持向下一座城市扩张。
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每一家非营利组织都必须花上数年时间，在每一座新城市里重复建立同样的关系、重复筹款？如果我们能把这种本地基础设施建设一次，然后用它来帮助多个经过验证的组织扩张，会怎样？
这就是 GreenLight Fund 背后的想法。
我们的模式从本地出发。在我们开展业务的每一座城市里，我们会与当地领导者、政府官员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用一整年时间识别社区中最紧迫、尚未被满足的需求。随后，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寻找能够填补最大缺口、且已被验证有效的解决方案，并继续与本地伙伴合作，把它引入这座城市，为其提供落地并长期持续所需的资金、关系网络和公共部门合作。这个成熟方案是由社区自身“拉进来”的，而不是被“推过去”的。每个社区，每年一个解决方案，带来一项持久改变。
通过提前完成这些工作，我们可以帮助一个组织在6个月到1年内在新城市站稳脚跟，而不是让它自己花上数年去建立这些关系。我们还帮助这些组织对接维持其工作的本地收入来源，无论是学区系统、政府机构，还是其他社区合作伙伴。
我把 GreenLight 看作是在铺设铁路轨道，供其他非营利组织行驶。我们承担建立本地基础设施的艰难工作，而一旦这些轨道铺好，我们就能把一个又一个经过验证的解决方案带进一座城市。
我们建设的是分发网络，但我们交付的是改变。
22年前，这还只是一个想法；如今，它已在15座城市运营，很快将增至18座，另有10到15个社区正在等待。我们最新的年度影响力报告显示了这种方法能够实现的成果：已进行71项非营利投资，在一年内触达160万名个人和家庭，并撬动了超过4.5亿美元的后续资金，用于持续发展和扩大规模。而且，这一模式本身也可以扩张。按照当前的路径和速度，10年后，我们预计将进入超过28座城市，新增250多个非营利解决方案，每年触达接近1000万名儿童和家庭。
我们的经验表明，问题并不只是缺钱，而在于慈善资源如何被配置。资助一个单独项目，可以改变一个社区中的人生；投资于把成熟项目带到新社区的基础设施，则可以在未来数十年放大这种影响。
这并不是某个捐助者或某家非营利组织的失败。本地慈善家正在做他们本该做的事：支持服务本社区的组织。但我们需要更多资助方愿意投资于让成熟解决方案得以扩张的基础设施，也需要更多社区领导者愿意把目光投向自家后院之外去寻找答案。这不是“二选一”，而是“两者都要”。
新想法永远都有必要。但在资助下一个试点项目之前，捐助者和社区领导者应该先问一句：是否已经有人开发出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而我们能否把它带到这里？
我们的模式不是唯一的方法，也不应该是。我希望其他领导者也能探索各自通往“由本地驱动、但可大规模复制的影响力”的路径，无论是通过网络、政企合作，还是通过尚未被发明出来的新方法。
我们已经知道如何识别有前景的想法，并帮助它们在本地取得成功。现在，我们还需要同样擅长把这些解决方案带到真正需要它们的社区。
那些等待着我们的孩子和家庭，没有时间接受任何低于这一挑战规模所要求雄心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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