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针对客运航班的一连串炸弹威胁迫使欧洲空域内多架航班改道、紧急降落，并出动军机护航，令乘客感到恐慌，也给航空公司带来巨大压力。

有关部门将这20多起威胁描述为恶意虚假警报，目前没有发生实际袭击。但这些事件凸显出，即便只是虚假说法，也会对一个时刻表高度紧密的航空网络造成巨大影响。

“这真的非常罕见，我整个职业生涯里从未见过这种情况，”专注航空领域的安保公司 Covent Consulting 负责人 Wilfried Covent 通过电话对 CNBC 表示。

“我们以前也遇到过针对航班和机场的炸弹威胁，但通常最多也就是一两个模仿者。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对航空公司和机场的系统性攻击。”

Covent 说，许多安全分析师认为，这些“犯罪分子”很可能是协调行动、试图扰乱欧洲公共生活的国家支持型行为者，但目前尚未被确认身份。他表示，他们非常清楚“航空业最脆弱的环节就是在飞行中对其发起威胁”。

“如果是针对机场的威胁，或者是对飞机的一般性威胁，你可以在不完全扰乱运营的情况下评估情况。但如果威胁是针对一架正在空中的具体航班号，即便是虚假警报，也会触发国际法规，确保你不能忽视它——这意味着要快速降落、疏散，并由专业力量进行搜查，”他对 CNBC 说。

“在评估的语境下，你不能因为前面20次都是虚假警报，就认定这一次也一定是虚假警报，乘客和机组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犯罪分子知道这一点。”

协调应对

国际机构告诉 CNBC，处理这类虚假袭击的责任是分散的。评估安全威胁并实施航空安保措施，主要由国家当局负责，并与机场运营方、航空公司和执法部门协调配合。

空中交通管制也会参与，为飞机寻找合适的降落地点；而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和英国民航局则更广泛地制定航空安全规则，并规定航空公司如何培训机组应对安全威胁。在欧盟内部，欧盟委员会也参与航空安全政策以及成员国之间的协调。

运营层面的决定还取决于威胁出现的地点。英国航空飞行员协会飞行安全、政策与监管主任 Joji Waites 表示，航空公司评估人员会将威胁分为红色、琥珀色或绿色，但如果飞机已经在空中，就不会给出琥珀色判断。

如果评估人员认为威胁可信，机组会收到通知，机长将根据公司程序主导有关飞机的决策。在地面时，这可能意味着疏散；在空中时，优先事项则是尽快且尽可能安全地降落。

除了对特定航班造成恐慌和干扰外，每一次改道还会影响下一班计划使用同一架飞机的航班、机组工时以及有转机需求的乘客。

这种连锁效应可能相当显著。考文垂大学航空安全客座教授 Philip Baum 对美联社表示，一次改道可能给航空公司带来高达25万美元的成本，包括替补机组、错过转机以及当天其余航班计划被打乱等。

EASA 一位发言人在电邮评论中表示：“由这些炸弹威胁引发的改道，会扰乱一个以可预测性和效率为设计目标的系统，并增加飞行员、空中交通管制员和机场的工作量。”

“由于这些工作人员都接受过应对这类意外情况的培训，单个虚假威胁带来的即时安全风险较低。不过，更高数量的改道会给系统带来额外压力。”

什么会改变？

伦敦 Gates Aviation 高级顾问 John Edwards 通过电话表示，各国政府已经会审视本国航空管理机构的法规和框架，欧洲和全球层面也会展开讨论。

“针对航空业的炸弹威胁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他们需要关注的是这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起，为什么其中这么多被认为足够可信，以至于必须采取那样的行动？”

“他们应该能够很快梳理出一系列问题，以便建立一个大致的可信度判断。如果每次出现这类事件时都有某种新的特征，就会触发大规模协作，以确保今后不再重演。”

“理论上，”他说，“绝大多数情况都应该能够根据常规风险评估流程和成熟程序，被评估为不可信。”

不过，曾任荷兰总情报与安全局情报联络官、现任安全咨询公司 Dyami 首席执行官的 Eric Schouten 表示，对现有程序性规定的修改需要时间，而且必须平衡各国、机场、安全机构和欧盟之间的观点与职责，地缘政治也会发挥作用。

“未来很可能还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或改道。下一步也有可能轮到铁路和公路成为目标，”他说。

“但他们会想办法解决。这不是航空公司第一次应对虚假电话，因为总会有模仿者。”

他补充说，“无论他们最终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都不会公开分享”，以免提醒不法分子。

Wilfried Covent 表示，虽然评估流程不会很快改变，但“如果这种情况真的没完没了，总得有所改变，否则你就只能彻底停止飞行”。

“根据我们过去在其他类型威胁中看到的情况，时间会过去，攻击类型也可能发生变化并转移，”他继续说道，并提到了最近袭击超市冰柜和血库的一波网络攻击。

“作为欧洲人，我们需要做好准备。”